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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军队计划对加沙城发动入侵之前，记者安纳斯·沙里夫的遇害事件标志着以色列进一步清除加沙地带目击者的行动。这一行为无疑是以色列掩盖其战争罪行、阻碍国际问责的又一标志性举措。
2023年10月，安纳斯·沙里夫与其他五名记者在加沙城沙菲医院外被以色列空袭直接打击致死。令人震惊的是，以色列军方不仅未对此表示歉意，反而公开为这一袭击辩护，并试图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以色列军方在袭击后不久发布的声明中将沙里夫定性为“哈马斯恐怖分子”，声称他参与了对以色列平民和军人发动的火箭袭击。以色列表示，从加沙地带的情报和文件中，可以确认沙里夫与哈马斯有密切关系，是半岛电视台的“哈马斯特工”。
这种通过污蔑将加沙记者与哈马斯联系起来的行为，已成为以色列惯用的手法。这种策略不仅用来打压巴勒斯坦的声音，还为其肆意进行屠杀提供借口。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一伎俩的多次上演。
展开剩余78%例如，2018年加沙“大回归游行”抗议期间，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开枪击中身穿记者背心的巴勒斯坦记者亚瑟·穆尔塔贾，致其死亡。以色列官方随后将其定性为“哈马斯成员”，但我们后来得知，穆尔塔贾曾在2015年遭受哈马斯的拘留和殴打，他的新闻公司也曾获得美国政府资助。尽管以色列宣称会对其死亡事件进行调查，但多年过去，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19年，当时加沙记者瓦利德·马哈茂德在英国大选前夕被以色列媒体指控为“哈马斯成员”，甚至声称他运营一个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有影响力的脸书页面”。然而，实际上，马哈茂德一直公开批评哈马斯，甚至因批评而曾被哈马斯监禁。他仅是被误加入了一个非官方粉丝页面，并偶尔发布关于加沙的动态。当他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并寻求澄清时，最初的指控文章在大选结束后悄然消失，未曾进行任何澄清或道歉。这一事件正好揭示了以色列如何轻易编造谎言，抹黑加沙记者的真实写照。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便持续对巴勒斯坦记者进行污蔑，试图将他们与哈马斯绑在一起，以此为其在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提供理由。以色列不仅暗示加沙地区许多知名记者，如美联社的阿里·马哈茂德和路透社的穆罕默德·阿布·穆斯塔法，早在袭击前或袭击期间就与哈马斯有联系，甚至公开呼吁将这些记者定性为“恐怖分子”，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置。
这些指控并不是偶然。以色列媒体团体“诚实报道”曾将众多记者与哈马斯关联起来，其中包括欣德·库达里、阿卜杜勒·卡德尔·萨巴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尔万·阿尔-古尔等。这一行为并未停止，战争期间以色列政府甚至公开针对一些记者，如伊斯梅尔·阿尔-古尔、萨默·阿布达卡、塔拉勒·阿鲁基等，声称他们是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尽管始终未提供任何确凿证据。
因此，当以色列再次对沙里夫提出类似的指控时，已经不再让人感到意外。以色列长期以来就有利用指控记者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相关联这一伎俩的历史，以此为自己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口实。据《972杂志》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披露，以色列在10月7日后成立了一个“合法化小组”，专门搜寻可以被描绘为哈马斯间谍的加沙记者，以便为军队在加沙的行动提供更为充分的理由。该小组的任务明确就是收集可能的“证据”，为以色列军队的宣传工作服务。
对于沙里夫，和他之前的同事一样，以色列的指控手法依旧简单直接：通过制造虚假的“证据”来证明他与哈马斯的关系，例如公开或私下与哈马斯成员的合影、截取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或提取具有争议性的言论。以色列通常首先发布模糊的文件片段，宣称这些文件是沙里夫加入哈马斯的证据。例如，2024年1月以色列在袭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哈姆扎·阿尔-达赫杜赫时，发布了一份“证据”文件，声称其为哈马斯成员，甚至暗示他操作无人机侦察以色列军队。然而，这些指控在随后的调查中被华盛顿邮报驳斥，证明这些所谓的“证据”毫无根据。
以色列此番对沙里夫的指控又一次暴露了其制造虚假证据的惯用手段，其中包括多份相互矛盾的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对沙里夫的身份进行了错误描述，还故意扭曲其历史和背景，制造出一种不符事实的“证据”，以便为其军队的暴力行为寻找合理化的依据。如果沙里夫真如以色列所言是哈马斯的成员，那么为何以色列没有在过去22个月中对其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在他公开报道时突然动手？这一点也许能从以色列记者阿米特·塞加尔的调查中得到某些线索，他曾问道，若沙里夫真是“恐怖分子”，为何不早早将他拘捕？
正如美国资深记者瑞安·格里姆所说，“如果有人真的相信，沙里夫是一个‘秘密恐怖分子’，并且通过两年的连续报道来掩饰自己的身份，那这种看法实在是太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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